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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“班子好搭，就容易凑出来，场子也跟着多了，既然如今是按场子来付版权费，以这个逻辑来说，自然是要越容易演，越多人演，收入便也越高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不说《何赛花》就比《鸳鸯错》强出哪儿去了，只是如今从这条逻辑来讲，那便是这个道理。叶仲韶和沈君庸并不反对冯犹龙的观点，冯犹龙又道，“还有一点，和收入是无关的，那便是《鸳鸯错》，曲高和寡，调子水磨迁延，真正能听得懂的人又有多少呢？这也是我看了《何赛花》后，顿悟出来的道理，如今这四大声腔，始终还是……还是权贵富户……还是统治阶级的东西！”

        他用了个刚刚有些微领悟的概念，“或者又何止戏曲呢？诗词歌赋，凡是这些由文字繁衍而出的东西，在买活军这里，都在做一个巨大的变化——正从旧的统治阶级，扩散到新的统治阶级中去，仲韶、君庸，你们难道没有感受到这般巨大的浪潮么？我们家、戏曲家——”

        他已经很主动地用了沈君庸刚赋予的两个家来自称，“我们家、戏曲家若是想要做出一点成就，留下一点声名，便不可逆势而动，而是要如张宗子、卓珂月两位小友一样，顺势而为，与大势一道，把我们的东西，散播到天涯海角中，散布到田间地头，散播到贩夫走卒，散布到新的统治阶级——劳动的百姓中去啊！”

        第270章文字的扩散

        文字的扩散,确然是不可否认的潮流，任何一个接触过买活军的人，都能感受到他们正在致力于传播文字,扩散文化，并且很重视‘文明’这个概念的建立，按叶仲韶的说法,这是写入了《政治与道德》中去的，买活军处连贩夫走卒都知道华夏文明这个概念。

        但若说文字的扩散,和统治阶级的更易有关,其中的联系却是沈、叶二人一时未有涉及的,听闻冯犹龙此言，一时不由怔然，冯犹龙见此，便进一步说明道,“这也是吾这些年来，在两江一带游历,所有的一点杂思,今日到了买活军这里,又和昭齐小友一席话，这才有了些许感悟——只是尚且还不能说得十分明白而已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以我多年来和三教九流、市井百姓交接而来的结论来说，识字与否，在国朝，实际上便是一种阶层的体现，不是统治阶级,又或者不是统治阶级的近宠,是不能识字的。甚至是民间学风极盛的江南,不识字的百姓依旧占了八成以上,我们觉得识字的人多，那是因为我们眼里根本便看不到不识字的人——他们或者生活在乡下，一辈子种田为生，或者一辈子藏于内宅，除了我们这样的家里，女子识字的人又有多少呢？”

        “这些人之所以不能识字，似乎是因为识字也没有什么作用，反而要额外耗费许多精力，不识字对于他们来说，似乎是一种无奈的体贴，他们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不配识字的，仿佛文字是什么多么大不了的东西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仲韶、君庸，但我们都是识字的，都是精于文字的，文字、文学，究竟有多么大不了的呢？究竟有多么难学呢？我们的讲究，到底是在维系文字的纯正，还是在维护文字的门槛？儒家到底是要教化，还是假意教化，实则豢养百姓？我想答案是很显然的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便以为例，为何以之‘通俗’，是一件需要为之辩护的事？如以文字作为一种记叙事物的工具而言，用文字描述任何事情，都不至于亵渎斯文，正因为文字被赋予了许多神圣的味道，仿佛成为一种特权，方才使得读书人普遍受到敬重——我以为这恰是文字被视为是统治阶级特权的一种表现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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